◎董铭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桩看似证据确凿、被告也供认不讳的“铁案”，却在一名心有不甘的律师的搅动下，演变出一波三折、多次反转的情节。然而，无论最后的真相是不是“真相”，都无法改变这出悲剧的本质：受害者不会复活，被告几乎维持原判；就连执意翻盘的辩护律师，也要为自己迟到的“良知”付出更大代价。

忙活90多分钟，结局反而更糟了

如果按照原本的案情概要，这个所谓的“按摩女杀人事件”即便出现在媒体上，也不过是社会新闻版上一闪而过的老套故事。放在今天，连茶余饭后的谈资都算不上。但是黄晓明饰演的律师丁义峰却“别有用心”，一层层抽丝剥茧，挖出了更为复杂的隐情和人性。只是，等到结案之后再复盘，又会给人带来一种荒诞感——别看辩护律师巧舌如簧、线索挖尽，前前后后忙活了90多分钟，可最后的审判结果，反而更糟了。

从职业角度看，丁义峰既对不起闫妮饰演的被告金喜妹，没能帮她“洗脱冤情”、减轻罪罚；也对不起自己的律师身份，其诱逼被告作伪证的操作，有违专业精神；更别说涂们饰演的受害者马双喜，其苦心付出的“计划”，最后也成了泡影……总之，除了良心上得到某些安慰，一通操作“猛如虎”的丁义峰，结果只落得个“满盘皆输”。

这大概就是《最后的真相》最为独特之处：一个失败的律师，一场失败的辩护，取证和庭辩的过程越是精彩，就越凸显结局的悲剧性。若论人设，丁义峰很像今年初打破港片票房纪录的电影《毒舌律师》里的林凉水。二人都是曾经风光的精英遭到排挤，落魄后只能做些不入流的事，差点儿连律师证都保不住。而越是这样的人物，越有触底反弹豁出去的冲劲——既不畏权势，也无视规则，打赢官司就能否极泰来，重回人生巅峰。这成了剧情最关键的推动力。

林凉水是无惧权贵，通过非常手段搜集证据，最后在主控律师（公诉人）的倒戈下打赢了官司；丁义峰倒是没有这方面顾虑，他真正需要挑战的，也并非阚清子饰演的检察官，而是一心求死的金喜妹，或者说，是她背后难以摆脱的悲苦命运。如此“反常”的人物关系，才会令情节在推进中不断遭遇“漩涡”：不仅线索和推论屡屡刷新，就连角色性格也多次颠覆，演员若非演技精湛，还真难把握角色的多重层面。

除了主角同样落魄，《毒舌律师》同《最后的真相》还有诸多相似之处：大段的庭辩场景，唇枪舌战中抛出新的证据；孤立无援的单亲母亲，且都有一个残疾的孩子，令人不由得赋予同情，希望被告能够翻案脱罪。前者在香港的司法体系下，律师可以通过取证来引导证人、检方和陪审团的判断；后者则利用了一个时间差——因为警方认为嫌疑人和证据确凿，早已完成了勘查流程，反而给辩护律师留下了空档期，也为发现新证据和推翻口供留下可能。

现实的残酷性与人的复杂性

事实上，从片中案情多次反转，作案动机反复变更，新人物陆续登场来看，前期勘查和取证确有疏漏之处，“按摩女向客人讨钱不成蓄意杀人”的定性存在不少疑点，而之所以草草结案，说白了还是金喜妹这个“按摩女”身份，在社会上受到轻视。这样的设定，本就具有现实主义的残酷性。

因此，如何立住金喜妹这个角色，也成了影片在道德和情感上是否可信的关键。这个身份卑微的底层女性，同时又是含辛茹苦的母亲，独自养育需要大笔费用做手术的残疾儿子，其遭遇和命运令人同情。饰演者闫妮，面对不同的场景——看守所、舞场、家中，面对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身份，需要呈现出或木然、或惶恐、或激愤的不同状态。表演中，她细微表情变化背后的那种弃世感始终存在，观之令人心碎。

金喜妹对儿子毛卫卫的关切是最明显，也是最沉重的。影片中并没有详述儿子对于母亲的态度，为什么自始至终像“讨孽债”一般，只是反复渲染母亲对于儿子的爱毫无保留。而这种无条件付出的母爱，儿子出于愧疚的所作所为，对于判断结局很重要——喝酒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受害人究竟死于谁之手？在物证缺失的情况下，最后的“真相”其实并不在于口供，甚至不在于法庭结案，而在于观众选择相信母爱有多深。

可以说，全片的动机都是在围绕这份母子情上。这是最纯粹的血脉相连。相比之下，金喜妹和马双喜（涂们饰）的情感关联，则掺入了更多现实性的真真假假。她对于主动上门的辩护律师，更谈不上有多少信任。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半老徐娘的按摩女，除了亲儿子，对于其他外人都心存戒备，这样的心态并不难理解。但又不能说她在其他场合就只是逢场作戏。人性的复杂之处就在于，触动或许就在一瞬之间。很多时候就连本人也无法判断，那份感情到底是因“真”而诚，还是因“诚”而真？

而并未真正登场的马双喜，又呈现出另一个复杂又真实的男性形象。仅仅关键性的几次闪回，就让这个角色在道德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个粗暴酗酒的老流氓，到子女忽视赡养的父亲；随着时间的回拨，最后呈现的已然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也多亏了涂们的演技，让这种在市井中屡见不鲜的人物有了更多袒露内心的机会，拆迁款也好，保险单也罢，那些作为证据的道具，其实都没有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令人感慨。尤其是看到演员表上的黑框，想到涂们老师已然离世，他在影片中一次次的“死亡重现”，仿佛要在银幕上留下永恒的遗产；更别说在旋转木马张开双臂，对金喜妹真情流露时，俨然是在致敬自己的代表作《悲情布鲁克》。

什么才是最后的“真相”

当然，两人之间这份微妙的情感依靠，作为律师的丁义峰不得而知。作为推断者的他更专注于理性和利益，在情感层面是难以真正注入的。片中，虽然加入了丁义峰和母亲的往事，为他最后的坦诚做了铺垫，但还是有些生硬。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从流程、证据和法条层面切入，在探狱时对金喜妹所说的那句：“同样是撕衣服，我可以说他是强奸，也可以说他是打架”，更像是炫耀和威胁，多少有些“讼棍”的嘴脸。

可以看出，黄晓明塑造这个人物，也是希望突出人性的复杂：既通过口若悬河的庭辩来强调其专业，也不避讳所谓“追求正义”下的私心，其中也不乏救赎的寓世意义。抛开表演来看，丁义峰这个人物始终是“拧巴”的，他没能像《毒舌律师》里的林凉水那样“一爽到底”，反而由于自己在道德上的摇摆，陷入对律师身份的怀疑。同时，这种失败也为影片提供了更具咀嚼的深意，无论是预设的推断，还是最后的翻案，甚至搭上了律师的前程，都没能改变人物的境况。毕竟司法层面的真相，保证的是社会的公正性；而情感层面的“真相”，才是留给金喜妹母子和马双喜们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