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复苏后的第一年，音乐节、演唱会、锐舞派对等各类音乐活动如期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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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账号“年轻的制作人”统计显示，自五月以来，除去调休状况以外，全国每周末的音乐活动数量平均达到 200 场，五一假日期间全国音乐活动数目更是多达 276 场。

音乐活动的复兴也让充满多样性的时装风格重新找回活络的土壤。例如，人们在参加音乐活动时格外青睐的 “多巴胺穿搭” 在近来越发受到关注。在小红书上，与其相关主题帖子的发布数量达 100 万以上，浏览量已超过 2 亿余次。

从 60 年代的户外音乐节到 70 年代的迪斯科舞厅再到 90 年代的锐舞派对，音乐活动总是风格与流行趋势的诞生地。不仅如此，当下音乐活动对于穿衣造型也随时代变迁衍生出了全新的意义 —— “在音乐的季节，实现穿衣自由” 已经成为一句能够唤起人们精神共鸣的口号。

一、“音乐节们” 历来就是时尚风格更迭的见证者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时尚风格的诞生均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息息相关，而音乐活动作为这些思潮的一种载体，见证了各种风格的演替。

嬉皮士风格的风靡就与音乐活动有着紧密关联。我们最早熟知的户外音乐节出现在上世纪 60 年代，彼时最富盛名的一场音乐节当属伍德斯托克。在 1969 年 8 月 15 日到 8 月 18 日，超过 40 万的年轻男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纽约州白湖村附近来参与这样一场以博爱、自由、和平为主题的音乐会。

Rolling Stone 杂志称它是摇滚音乐史上重要转捩点之一，借由这场音乐节的巨大影响力，嬉皮士风格开始席卷了整个欧美文化。

嬉皮士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婴儿潮” 一代，他们大多是白人中产阶级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彼时的美国社会充斥着先锋的思想，却也埋藏着暴力的种子，性解放、女权运动、越南战争、总统遇刺，这些极端的事件让嬉皮士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反对金钱至上与物质主义，爱好和平与自由。他们构建了一种边缘感，而这种边缘感最先从他们的穿着方式中体现出来。

嬉皮士故意做出反叛主流的行为，喜欢留长发、穿着凉鞋并佩戴层层叠叠的串珠配饰。喇叭裤、扎染上衣、发带、刺绣设计和飘逸的围巾成为嬉皮士风格中的主要元素。可以说，音乐节之于嬉皮士风格就像一面放大镜，让 19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者的穿衣方式逐渐变为一种时尚趋势。

上世纪的音乐活动与时装风格之间似乎都遵循着这样的关系：基于不同年代的文化思潮与政治考量，新的价值观催生着新的穿衣方式；在特定音乐活动的放大效应之下，那些穿衣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潮流风格。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莫属摇滚音乐与朋克穿搭风格的诞生。1975 年，伦敦摇滚乐队性手枪在当时一鸣惊人。凭借咒骂消费主义、纳粹与阶级崇拜等歌词内容与愤世嫉俗的言论，性手枪乐队代表着社会上另一个群体的声音。

被誉为 “朋克教母” 的时装设计师 Vivienne Westwood 与性手枪乐队经理人 Malcolm McLaren 结缘后，前者将这种愤怒与反叛融进她的设计语言中，为性手枪乐队制造演出服。“朋克派服装” 包括束缚式系带、安全扣针、刀片及锁链等标志性饰物，以及夸张的 “莫霍克” 发型。凭借乐队的影响力，这种穿搭风格的魅力也在被不断放大。

《时尚的艺术与批评》一书认为， Vivienne Westwood 始终拒绝其作品的整洁和严肃性，让 “低品质审美” 进入人们的视线，这是一种对英国经济和社会衰落的视觉戏剧化呈现方式，也是对传统财富、阶级、地位和服饰观念的挑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借由音乐活动的巨大影响力，嬉皮士、朋克等穿衣风格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而在当下，各类社交媒体与 influencers 逐渐取代了音乐活动的宣传效力，音乐活动之于穿搭风格的意义似乎也在减弱。

二、商业化后的音乐节，失去了时尚影响力吗？

不难发现，在过去人们通过呈现区别于主流人群的穿搭方式来表达对于现实生活的质疑与反思，从而真正树立个体性。然而在当下，资本的运作与商业化进程却让音乐活动穿搭越来越趋之若鹜，难以真正建立个人标签。

Refinery29 的编辑 Georgia Murray 认为，随着 Instagram、Tik-Tok 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当下音乐活动穿搭已经丧失了独特性，正在变得商业化。尽管人们无法忘怀 1969 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并身穿嬉皮士风格服饰以示怀念，但是嬉皮士已经成为一种被消费的文化符号，其精神本质难以继承。就像老鹰乐队在 Hotel California里所唱：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

Georgia Murray 表示，这种 “经不起推敲的自我表达” 在大规模流水线制造商的冲洗下，变得不再独特而廉价。在音乐活动里，“粗制滥造的怀旧情绪正在与 Instagram 上的快时尚促销活动交叠在一起”。

另一方面，如今潮流的更迭过于迅速，人们在音乐活动中的穿搭风格已经很难被清晰界定。从钩针编织到 Y2K 美学，从朋克穿搭到 clean fit，从 70 年代的复古迪斯科风到社交媒体推崇的各种 “-core” 风潮，他们都全都可以归类到音乐活动风格里。正如时装网站 Fashionista 总结认为，“任何你觉得舒服的、符合你风格的、当下激发你灵感的穿搭都可以融入音乐活动的造型中。”

正是由于风格体系的发展越来越复杂，网络的发达也取代了音乐活动对于时装风格的宣传作用。现在当人们想要了解、感受一种穿搭风格时，最好的方式不是看身边去音乐活动的人穿了什么，而是去网络上通过搜索，完成对一种风格的初步认知。

例如最近火爆的 “多巴胺穿搭”，它是一种通过穿着色彩鲜艳的服饰来提升心情、获得积极的情绪联想的穿搭方式。尽管这种穿搭风格和音乐节都具有快乐 “同源性”，而且音乐节上也有很多人会选择这一种穿搭方式，但是音乐活动已经不再是让这种风格广泛传播的催化剂。换言之，在二十一世纪音乐活动之于穿搭方式的影响力已经消解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以及短视频等网络巢穴的余波之中。

然而，当音乐活动对于穿搭风格的影响力衰退，它的另一种无法取替的精神价值也在随之攀升。在当下音乐活动除了引发一股风格热潮以外，它之于穿搭造型其实有着更进一步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三、音乐的乌托邦与穿衣自由

现如今，人们视音乐活动为释放天性的场合和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它的受欢迎程度在全面复苏后的第一年势不可挡。人民日报数据指出，2023 年上半年演唱会市场票房规模将达 30 亿元。飞猪发布的《2023 年 “五一” 出游风向标》显示，五一假期前后全国各地举办上百场演唱会、音乐节，是演出市场三年多来迎接的首个爆发窗口期。

“在音乐的季节，实现穿搭自由” 正在成为音乐活动之于当代年轻人的全新意义。音乐活动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逃离日常生活的语境 —— 在这两种情况下，服饰穿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随着音乐类型的增多，参加某一种特定音乐类型的活动，不仅帮助人们找到了拥有相同爱好的社群，也是个人自我认同的体现。因此，在当下音乐活动带有社交属性，人们迫切希望通过一些表象的穿搭符号来初步建立起与他人的共鸣。

萨尔福德大学教授 George Mckay 曾专门研究音乐节文化，他认为对音乐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赫瑞瓦特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Adrian North 认为参加音乐活动是为了建立归属感，“人们总是愿意和自己有相当品味及层次的人在一起，” 在 BBC 的采访中，他如是说道。

音乐活动策划人 Celia 认为：“不同音乐风的听众，服装差异其实很大。比如喜欢听 techno 的人和喜欢听 hiphop 的人，在去参加音乐活动时，穿衣风格一般会有非常大的反差。” 在面对一众和自己有着类似音乐品味的人时，人们不再掩藏自己的着装风格，迫不及待地希望从中找到知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社群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音乐活动是属于当下人短暂的乌托邦，在这里人们可以暂时远离世俗生活的规训、逃离日常紧张生活，真正享受轻松自由。所以，在参加音乐活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人们通常喜欢尝试不那么日常的风格。

今年 Coachella 音乐节的观众之一 Katie 向 Vogue Business 表示，自己在参加音乐活动时会在舒适之余考虑更加独特的穿搭。她认为，每个参加音乐节的人穿搭都很特别，“毕竟音乐节这个活动还是蛮特殊的，在这种机会下可以尝试不一样的风格。”

音乐节目导演 Claire 则通过反向举例，说明了来参加音乐活动的人，通常都会喜欢尝试特殊的穿衣风格。她回忆自己去音乐节挑选乐队的经历时，提到有一位同事由于穿得过于日常和正式，被大家说成是 “整个场地里最非主流的人”。Claire 进一步补充道：“在那个特殊地点里，平时会惹来非议的一切装扮都是正常的，而 ‘正常’ 的装扮格格不入。”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人们在音乐活动中能够不加掩饰、尽情展示着自己的穿搭方式。有网友曾如是说道：“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但可以在音乐节的乌托邦短暂的相融。” 尽管音乐活动不再像上世纪一样，为人们的造型思路提供十分具有原创性的灵感，但是它依旧能够在当下为人们构建起一个穿衣风格不再受到约束的小小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