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月3日）是卡夫卡140周年的诞辰，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传记里的真实卡夫卡是怎样的？置于现代语境下的多媒体影像戏剧《变形记》如何呈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运转？不久前，6月，单向空间·大悦城店举办线下沙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任卫东、独立剧场导演李建军等共同探讨了我们在今天如何阅读、观看与理解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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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现场作为显学的卡夫卡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理解卡夫卡的新方法和视角。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推出《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关键岁月》和《早年》，《领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任卫东翻译了其中的《早年》卷。在这套内容详实、体量浩繁的《卡夫卡传》中，作者施塔赫查阅四千页书信、日记等手稿，带领读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

卡夫卡传：早年任卫东是国内很早开始从事卡夫卡研究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史的学者。她介绍道，卡夫卡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就成为了显学，长盛不衰。“卡夫卡重置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影响最大的现代派作家之一。”李建军认为卡夫卡的影响也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体现在视觉艺术上，“他的小说有突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意象：人变成虫子，在视觉上的冲击是很强烈的。”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卡夫卡为什么会在当代具备如此强大现实意义？任卫东认为，这来自于卡夫卡作品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刺激了很多文学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的一点：他们觉得卡夫卡可以用各种理论，从各种视角，通过各种方法来阐释。”而近年来又出现了更多理解卡夫卡的方法和视角。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推出《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关键岁月》和《早年》，《领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而任卫东翻译了其中的《早年》卷。在这套内容详实、体量浩繁的《卡夫卡传》中，作者施塔赫查阅四千页书信、日记等手稿，带领读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

李建军则改编了卡夫卡的经典作品《变形记》，他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将原著中的推销员置换成快递员，呈现格里高尔被数字技术异化的命运，让观众们从中看到了个体“不得不内卷”的生活状态和缩影。

动物性与人的异化

任卫东认为，卡夫卡确实是写过很多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作品。除了《变形记》，还有《地洞》与《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事实上，甲虫也不是在《变形记》里面才被“发明”出来的，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完成的《乡村婚礼的筹备》中，就有了对于甲虫的想象。任卫东指出，“动物性”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卡夫卡笔下的所有动物都有特别强的反思能力，更多的是跟人一样，在人的周围，是比人更好的观察者，他可以观察自己，观察别人。当然它的那种动物性也有一种受人驯化的功能。卡夫卡更多地是让我们通过动物来看反观自己。”

李建军则提出，卡夫卡提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异化”，我们应当回到当下，面对“异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谁被“异化”了？“在卡夫卡讲的‘现代性’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诸多问题的技术反而加强了对人的改变。我们的焦虑、生存压力、伦理困境、人性迷思，这些变化都是在科技的进程之中的，”李建军说道，在他们排练《变形记》戏剧时，他们做了一个练习，尝试改编《变形记》的第一句话：“格里高尔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个人对这句话都有着非常强的认同感。我觉得《变形记》的魅力还是来自于这种共鸣，所有改编的作品，都在想尽办法让这种强烈的荒诞感产生。”

两个巨人父亲

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民族情绪高涨，俾斯麦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歌德则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歌德从18世纪末开始就成了德国文学上的“超级父亲”。对于当时年轻一代的作家来讲，他们要么通过靠近歌德、模仿歌德来获得自信与合法性；另外一种则是与歌德保持距离，走自己的路，从而超越他。这两种矛盾也体现在卡夫卡身上。任卫东介绍，《判决》也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对歌德思考的总结：小说里的父亲就像是歌德。虽然年老，但依然是个巨人；本德曼想模仿父亲，成为取代父亲的人；而跑到俄罗斯的那个孤独的朋友，就像是另外一种坚持自我的道路，远离“巨人”。

而在《卡夫卡传：早年》中，也可以看到卡夫卡与亲生父亲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了卡夫卡的整个人生和写作。“我们知道卡夫卡的父亲身材特别魁梧，说话声音特别大，特别粗鲁，像个暴君似的。卡夫卡则又瘦又小，缩在父亲旁边，瑟瑟发抖——这种印象，其实是卡夫卡给我们塑造出来的。”任卫东说道。卡夫卡家族有两个脉络：他父亲是在饥寒中成长起来的实干一代，他母亲则家境优渥，有着敏感的艺术特质。在卡夫卡身上，似乎母亲的基因是占据优势的，但是他没有摆脱过内心的自责情绪，因为他没有变成父亲那样的人。

在李建军看来，卡夫卡小说中的世界充满了一种艺术性，我们能够在他笔下看到惊恐的眼睛。他对环境，对人的处境等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体察。任卫东指出，《早年》这本书中节选了一段卡夫卡给朋友的信，信里面说：我们要快乐的文学干什么？没有文学我们也可以快乐。文学应该是一种不幸，应该是一种痛苦，就应该像把斧子一样。他认为文学是要表现痛苦的，没有快乐。

卡夫卡曾说，“我就是文学本身”。任卫东解释道：“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夸张，不是比喻，而是在说他的整个生活，他的文学，就是他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包括他在生活中对父亲的想象以及对自己的塑造。他在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文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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