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一项重要能力就是在凡人眼中的一场混乱，他却能辨识混乱的类型。一个长期追踪避险基金绩效的华尔街公司的领导人李伯说：他以全球的角度观察大势，他极了解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因此他清楚何处可以运用杠杆操作，不论是知识性或金融性的杠杆。
索罗斯说过：金融市场天生就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金流动皆是有荣有枯，有多头也有空头。市场哪里乱哪里就可以赚到钱。辨识混乱，你就可能致富；越乱的局面，越是胆大心细的投资者有所表现的时候。
一项情形变的越糟，就会向上弹的越高。跌的越深，市场越乱就越可能出现大行情。很多情况常常是：市场乱，投资人跟着一起乱。所以我们常常可见到恐慌性卖压，投资人奋勇追高等新闻标题。乱局对冷静的客观投资人来说，正式天赐良机，因为这可能是大捡便宜货的机会，也是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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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索罗斯在日本股票市场建立极高的持股比例，一日下午，东京某位营业员打电话告诉他一个秘密，内容是告诉他日本人对陷入水门案件丑闻的尼克松总统反应欠佳，当时正在打网球的索罗斯毫无犹豫的立即决定卖出。由此可见，眼明手快是许多基金操盘人的必备功夫。
大部份投资人充斥一种舍不得的情绪，上涨舍不得卖，下跌也舍不得卖，看了难过，杀了手软，出脱往往是波段最低点。
索罗斯成功的预测1987年的崩盘，秘诀为何?鉴往知来。
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是累积长期不稳定的情况所酝酿而发生。历史的经验往往可以预测未来，因为历史是会重演的，所以以史为镜不失为预测重要方向。
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在索罗斯听起来，可能就是重要的买进或卖出的讯号。这样的启示说明了索罗斯一项重要的能力，就是解读。
各国重要领袖、甚至政府领袖、商界人士的重要谈话，都隐含了相当重要的意涵在其中，而差别在于听者能听懂几分、又能执行几分。
1992年德国央行史莱辛革的一习演说提到：如果投资人认为欧元是一篮子固定的货币的话，那就错的离谱了。当年总统为了经济问题，一再提高马克的利率，使得马克变成强势货币，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使得德国及意大利不得不跟进，但是英国及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不理想，因此苦撑汇率之下，对德国抱怨连连。索罗斯听了史莱辛阁这番话以后，认为其中别有文章，他话中的涵义可能影射虚弱的意大利里拉。
事后索罗斯与史莱辛阁谈话，问其是不是喜欢以欧元做为一种货币。史氏回答，他喜欢欧元的构想，但是欧元这个名称则并不喜欢，如果用马克的话，他会比较容易接受。读出弦外之音的索罗斯便立刻放空意大利里拉，大赚三亿，并借了一大笔英镑，改换成马克，又大赚十亿美金。
小心判断、听的懂事件的涵义，明牌就出现在报纸、新闻、电视、广播、甚至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上。
1972年，有一天晚上索罗斯听到了国民城市银行招待证券分析师吃晚饭的消息，这是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虽然索罗斯不在受邀行列之列，但他却敏锐的认为其中必有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他立即主张买进经营体质较佳的银行股，他的联想是银行业可能要公布利多消息。果然索罗斯买进的股票获利五成。
1987年索罗斯仔细检视全球经济大势后，他的结论是：崩溃会从日本开始。当时日本债券市场崩盘，索罗斯研判债券市场的崩盘效应会扩大到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股价高估的现象远高于债券市场的不合理性，所以他认为日本股市会领先下挫，但没想到投机性的资金反而涌进了日本的股票市场，日本股市又创了新高。
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也经常犯错，彼得林奇也坦言自己有一大堆错误，但他说需要的只是在十年内选中几支飙股，若手中的十支股票有三支大赢，就能弥补其中一、二支的亏损和另外六七支表现平平的股票了。
索罗斯相信使他与众不同的最大能力，就是能很快的察觉过错。能做到很快察觉过错，势必拥有较为敏锐的心智及高人一等的勇气。
在索罗斯的理论里，由于他认为人类对事情的认知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所以人类思想天生就容易出错。索罗斯能够了解事实与认知的差距。
绝不犯错不等于投资成功。成功往往是瑕不掩瑜，做对的事多过于做错的事；假如你出错，或者你假设与事实不符，，那就要切切实实、认认真真研究到底哪里出错，换言之，越是不成功，就越要花时间研究错误。
化繁为简伴随了项人格特质—耐烦和归纳的能力。
耐烦——好比金融市场若真的要分析起来，铁定没完没了，经济大势、政治影响、个股基本面、历史走势图、产业前景等等分析后，最后很单纯，只是买或不买、卖或不卖的最终判断而已。索罗斯每天阅读十数份各类专业刊物的原因就在此。
归纳—堆积如山的信息，可能夹杂不时的信息和消息，陷阱处处，既复杂又危险。所以要先收集资料，再分门别类，再抽丝剥茧，最后归纳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最重要一点是不能因为求快而漏了一大堆有用的信息，尤其在复杂的金融市场，错失一步，可能就满盘皆输了。
索罗斯可以带领即将达到四十个国家据点的慈善组织，也可以跨足不动产、农牧业、网络公司、寿险公司、金融商品、超级市场等各种不同领域，他全部是亲自了解，并不只是听任幕僚人员的建议。而且他每天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思考，他并非超人，他只是将化繁为简真正融入到他的投资生涯和日常生活中。
边进行边修正的策略——在市场千变万化的情况下，有些时候是不能拖延的，否则很容易就丧失了一大段精采的行情。边进行边修正的策略就是要能够时时灵活的适应变局，有时候理论太多，是无法落实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例如索罗斯要进入美国市场前，他对美国市场并不了解，可是他采用直接进场的方式学习，然后在过程中，时时检讨缺失。先拿一部分金额投入测试一下市场，感觉对了，又印证他的理论，再开始调集重兵，予市场致命一击。
在前进中整顿，不是走一步算一步，而是从行动中积极调整投资策略。
开放式沟通：索罗斯身边的人不是唯唯诺诺的人，而是在不同意见时，勇敢的反驳索罗斯。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例如有位能力不错的交易员，在不知情下进行了风险很大的货币交易，这笔交易赚了大钱，但索罗斯请他走路，因为若有闪失，是由他自己负起全责，而非手下。英国霸菱银行倒闭就是一个件类似的例子。
充分授权：例如他多次在跟属下会议中，告诉他们如果看好一项投资标地，为什么下这么少的赌注呢?其实那名部属所投资的金额已经是天文数字，但是索罗斯却是鼓励部属加码，告诉他你的权限可以这么高，放手去做吧。
恩威并重：他常常问部属问题，让部属难以招架，为了就是要知道负责的人到底了不了解状况，不过他也赏罚分明，让属下又爱又恨。
索罗斯对冷门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例如在套汇还是一项冷门又无聊的工作时，他把套汇研究的很透彻，一跃成为套汇理论兼操作的大师。
1960年，他发现一家德国保险公司——联合，若与它的资产价值相较，股价实在太低了，他便开始推荐联合的股票，结果此股票涨了三倍。
要独具慧眼去找到低价而有潜力的股票。
索罗斯说过：市场走势不一定反应市场的本质，而是反应投资人对市场的预期。但是投资人往往是不理性的，因此更加深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如果偌大的营业厅里，只有两三只小猫在看盘，这就告诉你该进场了，如果号子里挤的水泄不通，连上市上柜都分不清，股票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隔壁大爷都告诉你该买股票了，这就是该退场的时候了。
索罗斯很相信他自己的动物本能。每当事情生变，他就会觉得痛。当他直接管理的基金时，就时常会背痛，只要一开始痛，他就知道投资组合有问题，更妙的是如果痛的地方接近腰部就是买超出了毛病，若是左肩痛就是货币方面有麻烦。
重点是：话虽如此，仍然不可忽视专业能力的培养，只是在下注前，不免有犹豫的心理，偶而找个直觉来说服自己只是帮助投资的果断而已。直觉是帮助决定用的，帮助加码时坚定自己的信心。绝不可倒果为因。
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的导论中说：如果我必须就我的实务技巧做个总评，我会选择一个字：存活。
例如：1987年，当股市崩盘，他判断会从日本开始，然后才是美国股市，但是他原本放空的日本市场反走高，使他受到重创，他并没有执迷自己的判断，立刻认赔出场，他的原则是：先求生存，再求致富。所以虽然这次的投资失败，但全年的基金表现仍有14%的盈余，也为他留下日后大战的筹码，也才有日后『让英格兰银行破产者』的封号。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量子基金会把净值的资本投资于股票市场，而将融资的部分投资于像股票指数期货、债券、外汇等金融商品上。原因是股票的流动性相对于金融商品而言较小，因此将部份的净值资本投资于股票上，万一发生追缴保证金时，就较能避免灾难式的崩盘。
索罗斯说，他的特长就是没有特定的投资作风，或者更精确点，他常常改变自己的作风以迁就环境。
量子基金成立以来，有时做多，有时放空，有时玩股票，有时买债券，期货没少过，衍生性金融商品，他还是使用的鼻祖之一，全球各地的主要金融市场大概找不到他缺席的纪录。
1970年代初期，索罗斯开始投资在相当不成熟的日本、加拿大、荷兰，之后又投资石油公司、银行、国防公司、农业公司的股票而获得丰厚的报酬。1973、1974年股市重挫时，索罗斯以放空方式赚钱。
索罗斯重大胜利中从事的大部分是融资，但是索罗斯并非疯狂地一味运用融资操作，他本人非常了解融资的风险。
索罗斯对融资的观念有几个基本的重点：
1）
基金的净值必须用来支持所使用的融资
借贷的融资部分不得超过基金净值，以防举债大于资产的负面状况产生。
2）
对于纯粹的商品类基金，使用的融资倍数十分节制
太危险的不碰，在索罗斯的认知里，商品类基金的风险较其它大，因此索罗斯在没有太大的把握下，不敢轻易以高杠杆方式操作。
3）
投资组合本身就具有融资效果
索罗斯认为期货、债券、股票各有不同成数的融资保证金，所以不同的投资组合，就出现不同情况及比例的融资成数，所以善用各类商品及工具，就可以变化融资成本。
4）
必须处于正确的行情，才能藉融资来获利
索罗斯相信自己看法正确时，才会大手笔投入。
索罗斯说：你的思考一定要全球化，不能只是很狭隘地局限于一隅，你必须知道此地发生的事件，会如何引发另一地的事件。他就是要投资人培养国际观，并且能够找到事件的连动关系。
索罗斯不仅注意公司的体质，同时在意当时的大环境。兼顾微观与宏观，两者是连动密切的。
1970年代中索罗斯曾经放空雅芳股票，他以120元放空卖出，两年后以每股20回补，每股赚了100美元。因为索罗斯洞悉了一个趋势，即人口逐渐老化，化妆品业者收入将大受影响，他并且认为小孩子也不再用那种东西，所以他研判化妆品的销售荣景已经过去了。
索罗斯订了三十种业界杂志，也阅读一般性杂志，四处寻找可能有价值的社会或文化趋势。他遍览群书的目的，就是要从资料审视有何特殊之处，伺机切入市场。他很清楚，他必须把各种可能的信息输入脑子里，然后才能有凭有据地输出投资策略。
单是阅读资料，索罗斯认为尚嫌不足，在他有地位及影响力后，他更可以透过亲自了解，实地勘查的方式，更深入了解投资标地。
根据索罗斯的理论解释，市场参与者的偏见会影响市场价格，他并且认为有时候不仅影响价格还会影响基本面，所以他在剖析投资标地时，就习惯带着找碴的眼光，试图看出其缺点。因为只要知道缺点所在，他就能领先乐观派的投资大众。
索罗斯常与实际操盘人就投资问题做检讨及辩论，索罗斯的作风就像博士班学生考试时的口试委员一样，不断质疑考生论文的论点，试图找出缺点。倘若一问，问题百出，就不断进行检讨，他的问题又专业又刁钻，一直到部属回答都正确时，再也没有问下去的必要，才放心进行投资。
从索罗斯的合作伙伴透漏出索罗斯的投资策略为：找寻低估的股票，而且拥有强势产品连锁店的公司。
投资股票或收购其它公司都是要经过精算的过程，我们可以假想今天如果要去顶下别人的店或收购别人的公司，一定要详细推敲卖价是否合乎本质，公司的财产清册、营收状况、每月开支等等各个角度作深入的剖析，用这个价格买下来合理吗？但是事实上投资人并非如此，好象股票跟公司是不关联的独立个体。
通常大部分的人会认为索罗斯是标准的投机客，这类的人一定没有耐心，专跑短线，如果是以这类的印象看索罗斯，那就失之偏颇了。
例如他在1989年到1992年重创英格兰银行，索罗斯就布局了三年，他对一个只是预判，但尚未实现的局面等了三年，所以我们能说他没耐心吗？
相对于长期投资的观点，索罗斯只是不用长期时间来换取上涨的空间，因为只要价格满意，「朝买进、夕可卖出」，时间长短并非考虑的重点，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了，然后他再争取时间找寻下一个目标。
索罗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特色：说做就做，剑及履及的果断行动力。
例如在1974年，当索罗斯接到一通东京营业员的电话，觉得当时环境不利，在日本拥有极高持股部位的索罗斯，立即毫不犹豫做出出脱的决定。当做决定的时机成熟时，他绝不花十五分钟以上的时间做研究。
索罗斯说过，日本是他喜欢的地方之一，他愿意在他喜欢的市场里，全部撤出，必然是他研判局面可能生变。但是对于尚未发生的事，能够勇于即刻做决定，没有半点迟疑，这样的果断力，的确超乎常人。
索罗斯的金融生涯里曾经有一度遭遇瓶颈，他衣食无虞，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他的精神却几近崩溃，他对眼前的成就忽然起了疑心，结果又与妻子离异，与工作伙伴拆伙。
当时他设法找人分担经营基金的责任，不断地征人访才，找到人之后，却又放心不下，能然过问业务，甚至还是自己做决定，结果导致量子基金出现后首度亏损。
经过多次教训，他真的做到交棒的动作，把业务逐渐转给一些手下悍将，他将许多重要的工作充分授权给下属负责，当然本人仍然关心基金的运作，也随时提供建言，结果量子基金之后又创造了另一波高峰。
翻开索罗斯征战金融界的纪录，一般人都会被他出手的霸气吓到，也可以说豪气。很多人误以为只是命运之神特别眷恋索罗斯，认为只是赌赢罢了，赌输了还不是穷光蛋一个。
其实索罗斯在从事冒险之前，是评估过风险，下过研究功夫的，他的冒险并不是不顾安全考量，赌资虽大但不是他的全部家当。他虽然时常豪赌，但也会先以资金小试一下市场，绝不会财大气粗到处拿钜资作战。
仔细观察他下注方式是：有理论有根据，依研究报告为辅，嗅出市场乱象浮现，调集大笔资金，予以致命重击
经济学家眼里政府以任何方式介入股市都是不当的做法，但并不为索罗斯索所赞同。但索罗斯也不完全赞成政府干预，他赞成有一个够力的国际央行之类的组织，足以解救濒临危乱的经济，他并没有明讲是否赞成各国政府介入。
从纪录上来看，索罗斯应该不反对，因为这可能又是一次大好的赚钱机会。国际投机客通常是在政府介入之后趁虚而入，因为这时通常是一国经济出现了病兆，例如出口衰退、债务过高、信用过度扩张等等。当投资客奇袭成功时，政府再进入护盘，都形成了民众恐惧的反效果，如果政府的护盘没有立即的效果，后果不仅政府的信用荡然无存，民众更是不计成本，杀出股票。
例如1997年的金融风暴，从泰国央行喊话开始，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韩国、每一个政府的央行皆大力护盘，但是结果不但徒劳无功，而且更加惨重。
政府的护盘有时可成为市场变盘的警讯，所以在投资前，可顗考虑政府的态度，它有可能成为研判走势的反项指针。
我们仔细研究一些金融股市大亨的行事模式后，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昰整天忙忙碌碌地盯着大盘，为一两天的涨跌神情紧张的喊进杀出。
例如股神巴菲特，并没有一般大众印象中的忙碌生活。他的公司并未设在繁华的市中心，而是设在遥远的内布拉斯市。最重要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计算机或股票交易的终端机。巴菲特说：没有热闹的小道消息，才能冷静思考。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同基金—麦哲伦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区也和大多数被下属簇拥的大亨不同，他的工作小组人口简单，只有两名助手，他认为：「人一多，要沟通的时间势必也长了…。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管理工作早就落在他的手下身上，他曾说，他一天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思考，并澄清自己对于将要往何处去、世界要往何处去等问题的想法。
索罗斯也说过，自己一直未涉入过程中，他是以一个思考的角度参与，思考就是要置身事外，保持自己的客观与超然。
因为索罗斯的成功造成所有避险基金的经理人都流行一种「只管总体金融面，不从事证券分析」的流行现象，每一个人都想跟索罗斯一样，做一个总体经济面的宏观投资人，不必再从事选股的工作。这些基金经理人忽视为上市公司做基本分析，不看年度报表，不管企业界的问题，也不管他们的竞争力，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另一个索罗斯。
但是其时每个人遭遇不同，索罗斯一开始就接触套汇，加上他特殊的欧洲背景，促使他在套汇领域勤加钻研，所以他必须熟悉市场大势，但是一般的金融工作人员，不思在自己的领域中，坚守岗位，只是一味的跟进成功之后的索罗斯脚步，结果导致自己的失败。
1987年的股市崩盘，索罗斯猜错了崩盘的排序，于是造成他损失极为惨重，当然有记者问到他对此次重挫的反应，索罗斯只说：我觉得很有趣。
索罗斯的朋友说过：索罗斯面对崩盘时表现镇定，索罗斯认赔的态度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他可能认为市场没照他的想法演变，但既然出了错，经他理解后，就大步离去，不再留连了。
索罗斯当然并非全然没有痛苦，他说过：对我而言，赔钱这事是一件痛苦的过程，的确是一个惨痛的遭遇，但是你玩这个游戏你就必须忍受痛苦。
索罗斯不管赚钱也好，亏钱也罢，一切的结局都是荣辱不惊，在他的人生里，钱已经不是这么重要，赚钱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目的。这样的修为值得每一个投资人努力培养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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